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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相与被感知的殊相是相分离的，亚里士多德哲学要消弭这种分离，使理性认识能解释被感知的事物，于是便产生了逻辑学任务，认识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关系。
告子提出生之谓性的命题。因为，在孟子的人性论视野中，人性是同一的，是没有圣凡之分的。
孟子认为，之所以很多人不承认性善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人性的固有性，也不明白人性需要反思才能呈现出来。把心看作是本体论的实在，我们就能把‘四端视为心的真实本质的表现，因此可以说它们是不能被削弱的。二者是否矛盾呢?其实，《告子上》的说法，是从性质上说。人与物的差异，在于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，而能有以全其性，人是唯一(独)能够得正的存在，但是也只是少异即孟子所谓的几希。这一说法，与《告子上》的说法略有差异。
徐复观也有类似的表述。牟宗三就发现性善表示工夫的超越根据，这个超越根据使工夫得到了保证。儒家认为，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，不是圣人分外的事。
其他的学习（不是学哲学）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，即有一定职业的人。"士"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，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、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。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。"四书"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。
为什么有这种不同，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、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。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，连续地、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。
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。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。在一个城邦里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，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，或高于别人。是人的今生，不是人的来世。
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长远的价值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。这样的数字，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。
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，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。
它们还在那里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，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。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，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，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。
《老子》全书都是名言隽语，《庄子》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。这就是说，由于经济的原因，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。中国人过去是农，这个事实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。"这都是以为，欲得到最高的成就，必须脱离尘罗世网，必须脱离社会，甚至脱离"生"。正是后面的这些东西，是不相对的，具有长远的价值。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《尔雅》，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，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词。
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，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。专就一个人是人说，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？照中国哲学家们说，那就是成为圣人，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。
"上农"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《吕氏春秋》，其中一篇题为《上农》。但是依我看来，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，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。
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、文章没有联系：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。这一点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。
中国思想同样是如此，一旦中国工业化了，旧的家族制度势必废除，儒家论证它合理的理论也要随之废除。她也在进行工业化，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，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。在未来的世界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。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、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。
这个道理就在于，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固然不同，但是两者都属于我们称之为"社会"的一般范畴。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、社会、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，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。
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，而鄙弃知识。言透露道，是靠言的暗示，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。
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、文章不很明晰，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。在思想的时候，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。
举例来说，名家以沉溺于"白马非马"之辩而闻名，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。但是有人会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，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，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、最迷人的部分？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，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？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，不是宗教，这是否意昧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，毫无觉解？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，可以叫做"超道德的"价值。处理世务，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。中国哲学中不变的和可变的成分 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，中国不再是孤立于"四海之内"了。
他们正如儒家的荀子所说，"蔽于天而不知人"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。而具体区分其相对的、人道的、短暂的'来来往往'则构成了哲学内容"（同上，205页）。
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。所以它们不相联系，甚至互相矛盾，这是可以预料的。
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"哲学家--王"。但是希腊、英国的地理、经济条件都与中国的完全不同，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一个反证，从反面证明我在本章内关于中国历史的论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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